道达尔：90美元油价不会损害全球经济

[36]李忠夏：《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第59页。

只有通过宪法建立起自己对于世界图景的一般理解，并为国家整体文明的提升设定具体的目标、阶段与方针，才能走出舍勒所言之资本主义内部狭隘的市民精神，无产者并非仅仅是一个有关经济地位的概念，它自身所蕴含的超越资产者的文明因素和精神气质，才决定了社会主义是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化与生活的文明类型[27]，这也正是现行宪法提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以及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之深意。[21]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在舍勒看来，领袖正是建立在相互性关系上，它必须取得追随者的现实认可，对追随者施以好处换取追随，同时领袖是价值中立的，只要有领导的意愿和追随者就可以成为领袖，从而是一种事实上的概念。纪念这部宪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温习条文中的字句或钩沉制宪的历史，而且应该有助于加深对现行宪法及其实施状态的理解：五四宪法构成了现行宪法的精神源头，现行宪法深层次的结构和逻辑必须通过理解五四宪法才能清晰呈现。…第二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以往多年所盼望的宪法，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这种历史主义的眼光也对现行宪法产生了影响。

五四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结语 五四宪法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的中国立宪主义道路，这个中国道路由宪法文本及其实践所形成的王道正义观、中国整体历史观、中国文明进步观、和弹性的宪法权威主义治理观四个部分构成。Lan O Flynn and David Russell （eds.）， Power Sharing： New Challenges for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⑨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Sep.， 1984）， pp. 734-749. ⑩Gary W. Cox，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4（Nov.， 1990）， pp. 903-935。第二，鼓励不同集团的精英强化政治合作，弱化政治对抗与冲突，图中用粗实线双箭头表示。表2中，精英A和精英B代表不同族群—宗教集团的政治精英。表2的收益矩阵中，R代表收益（revenue），a和b分别代表精英A和B，c代表合作（cooperation），nc代表不合作（non-cooperation）。

28这种传统秉承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决定政治现象的是一个个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和选择。在这一框架中，政治制度非常重要。

经验表明，不同族群—宗教集团人口的聚居模式更有可能引发族群分离主义运动，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一人选择不合作时，另一人也选择不合作则收益较大。在Scopus学术论文检索中，相关学术论文已有数百篇。41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这种选举制度鼓励政治精英在寻求自己核心选民支持的同时，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不被其他族群—宗教集团的选民排斥。

从时间来看，多数论文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以2006年之后的论文为多。现有研究表明，冷战结束以后，族群—宗教冲突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内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由于总统制确立的是立法权与行政权彼此互不统属的政治权力结构，加上两者都是最高的政治权力，都拥有最高的合法性，因此就容易出现政治僵局（deadlock）和宪法危机（constitutional crisis）。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最常见的精英—大众选举博弈结果是终端节点1。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研究问题与宪法工程学的介绍，第二部分是探索宪法工程学的微观基础与制度机制，第三部分是对高度分裂社会的宪法工程学进行理论探索。学者们要么聚焦于对一种政治制度不同类型的研究，要么聚焦于对一国案例中几种政治制度的研究。

40猎鹿博弈的概念起源于卢梭，意指两名猎人猎鹿的不同策略：如果两人通力合作，他们可以捕获一头鹿。⑧目前的宪法工程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宪法工程学认为，宪法与政治制度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并且是可以人为设计（designed intentionally）的。

宪法和法律层面对政党活动的规范应该被视为政党规则，但通常这方面的规范并不多。37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第44～64页。第二，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要为不同族群—宗教集团内部精英—大众间的选举博弈提供激励，鼓励精英提供偏向跨族群利益的政策。当然，有时政党规则本身也非常重要。19但是，霍洛维茨和安德森（Lawrence M. Anderson）等人却指出，联邦主义会强化或激化族群冲突，激发地区独立的渴望，从而更容易弱化国家性和诱发国家分裂。John Higley and Michael Burton， Elite Foundat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6。

35参见Arend Lijphart，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21， No. 2（1969）， pp. 207-225。笔者认为，要在一个大众高度分裂的社会促成精英的政治合作，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鼓励政治精英主张跨族群的政策及寻求跨族群的政治支持，图中用细实线双箭头表示。

20 第三，选举制度的研究。由此，政治制度就决定了选民、政治家及政党的行为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参与者选择和博弈的政治结果。

反之，当中央政府在上述三种权力上无力支配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拥有足够与中央政府抗衡的政治经济资源时，该国更有可能在中央—地方关系上陷入困境。自洛威尔（Lawrence A. Lowell）等人以来，民主政体下的代表性与效能一直被视为此消彼长（trade-off）的关系。

感谢景跃进、聂智琪、谈火生、唐世平、肖滨、杨光斌、朱天飚、周强等人的评论。不稳定的一致政府或分裂政府则会严重削弱政府效能与国家能力，就会降低民主的稳定性。总统制下的总统和议会经由不同选举程序分别选举产生，总统所在政党或政党联盟经常无法在议会赢得多数席位，因此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容易产生政治对抗。二是政治精英首先必须得到本族群—宗教集团内部大众的政治支持，否则无法当选。

从政党法与政党规则来说，在高度分裂的社会禁止或抑制族群政党、宗教政党、地区政党的法规，以及规定或鼓励全国性政党的法规，无疑会有助于向政治精英提供跨族群的激励。宪法工程学研究迄今为止理论化不足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一研究涉及到不同层次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与不同的社会情境匹配的复杂性。

逻辑上讲，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绝对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要优于相对多数制。当族群人口在地理上相对集中时，中央—地方高度分权的制度安排甚至容易引发国家分裂的风险。

如果该选区内存在一个占据绝对多数的主导族群，那么这种选举制度并不能为主导族群的精英提供跨族群的政治激励。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图洛克（1962）：《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Lawrence M. Anderson， Exploring the Paradox of Autonomy： Federalism and Secession in North America，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Vol. 14（ 2004）， pp. 89-112。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的关键是能否为政治家与选民提供有效的激励结构，最终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一致政府。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鼓励不同集团的政治精英之间强化政治合作呢？这里引入表2和表3精英间政治博弈的收益矩阵来分析这一问题。

34当中央政府在上述三种权力上更能支配地方政府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更易形成政治合作关系，也更有可能在中央层面塑造一个稳定的一致政府。所以说，宪法工程学已成为最近二十年比较政治学快速成长的新兴领域。

22当然，利普哈特的观点也遭到很多批评。简单多数决定制则鼓励政治精英至少寻求过半数选民的政治支持，因而更有可能提供跨族群的激励。

14按照柴巴布（Jose A. Cheibub）的计算，1946年～2002年采用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平均每58年才出现一次民主崩溃，而总统制民主国家平均每24年就出现一次民主崩溃。比如，赛尔韦（Joel Selway）和坦普尔曼（Kharis Templeman）最近的研究认为，比例代表制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与政治暴力。